报喜鸟“去家族化”与温州模式的“习俗转型”

　　在古典的温州模式下，家庭作坊倚靠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罗卫东，200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企业的规模边界在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管理效率则逐步递减；管理者因其认知结构的局限性和拥有信息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决策风险随之增加。

　　对于1996年的吴志泽来说，资本联合的机会成本远远小于五家股东各自单干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事功”的吴志泽开始践行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Pareto)的伟大理论：帕累托改进——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有观点称，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并非所有成员都能分割到一份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利润，一部分人甚至连既得利益也难以维持(王明琳、何圣东，2003)。简单让创业元老离开显然不是好办法，这将激化企业内部矛盾，增大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而报喜鸟的决策是：五位创始股东的夫人退居全职太太，其他亲友竞业禁止。

　　严格意义上讲，报喜鸟模式并非首创。据了解，温州乐清精益开关厂(1984年设立，正泰集团前身)及永嘉奥林鞋厂(1988年设立，奥康集团前身)均为家族外合伙(股份)制企业，其创始股东分别为如今叱咤风云的业界精英：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滔、钱金波。但这两家“巨人孵化器”的寿命却极为短暂。

　　吴志泽就此认为，报喜鸟的基业常青得益于“三权”(所有权、控股权、经营权)分立的有效执行，以及股权激励等相关措施保障了企业运营的价值最大化原则。

　　温州模式与习俗转型

　　针对报喜鸟案例，笔者试图厘清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论述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对于温州模式的影响。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既包括正式的约束，如法律、政令和条例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文化传统、习惯习俗和禁忌等。一旦某种行为约束内化为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就可以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

　　在温州，发端于南宋的永嘉学派已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永嘉学派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拼搏精神的功利主义哲学观，其历史积淀对温州的工商业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1876年开埠后，西方商业浪潮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实与创新精神。在改革开放前，温州地处偏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薄弱，这为民本经济提供了生存空间。

　　而温州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仅通过习俗影响商业活动，还凭借一些习俗转型“创造性破坏”旧有体制与规则，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温州政府对民间资本坚持“非禁即入”的宽容态度，而地方官员也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民营经济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