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iPhone在美国组装

利伟诚（Andrew N.Liveris）的《美国制造》是一本有趣的小书。这本书从美国的立场和视角出发（虽然作者的原籍是澳大利亚），探讨“制造业衰落”对美国就业、社区的种种影响，以及“复兴制造业”可能性的著作。

虽然谈不上是一本严谨的科研著作，但由于利伟诚是陶氏化学公司现任主席兼CEO，该书对产业变迁的思考要比美国政界人物竞选时的口号深刻得多。

利伟诚在书中不乏担忧地认为，美国已经抛弃了制造业，这极大损害了美国的竞争力，工人们也失去了就业机会；制造业关乎未来，美国应该像德国一样，动用国家的力量复苏制造业部门；进而，利伟诚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复苏“美国制造业”的若干议程。

老问题：“制造业外迁”谁受伤？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失业率高企，这种观点在美国颇为流行。几乎每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都会针对“制造业回流”提出计划与设想，作为对总统号召的回应，也确实有一些美国“离岸”公司将部分生产线回迁到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是苹果公司。去年年底，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表示，将投资1亿美元，把设在中国的部分Mac计算机生产线转移回美国本土。

谈及“美国制造”及“中国制造”，苹果公司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苹果公司在其产品的后壳上写有“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加利福尼亚的苹果公司设计，中国组装）的字样，利伟诚提出了一个假设，“苹果手机后面写着‘加利福尼亚设计与组装’会如何呢？这对美国经济会有怎样的不同？”，他进一步写道：“如果苹果公司把他们的工厂开在硅谷的研发基地旁，而不是在深圳，这将在加利福尼亚为整个供应链创造就业。”这家工厂变成新的经济引擎，工厂中几百人的就业就意味着工厂外几千人的就业。

对于苹果公司这种全球分工协作的模式，中美两国似乎都在抱怨。中国的媒体及网络上充斥了如下声音：苹果公司站在产业链的最高端；营业利润达到30%，而富士康等代工企业每生产一部iPhone纯利不超过1美元。言外之意是，苹果公司攫取了利润的大头，在“剥削”中国的劳工。

美国人的不满则体现在：“若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开工厂，所有的就业、所有的机遇和繁荣都消失了。新的就业和新的供应链在中国工厂的周边出现，本应增加到我们经济中的财富增加到他们的经济中。苹果公司的股东仍旧有收益，加利福尼亚的工程师依旧获得支票。但是，他们的劳动果实在各地增长。事实上，每一个美国苹果公司的工人就对应中国的十个苹果工人。”

在抱怨中，双方都忽略了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基本上都是在各说各话。不妨把富士康想象成一艘巨船，虽然利润微薄，但却有上百万人在这艘船上工作，依靠它养家糊口；同样，苹果公司在美国本土未能提供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可一方面公司丰厚的利润回馈了美国投资者，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工程师、程序开发者等高薪岗位，要知道，科技在摧毁旧岗位的同时也创造了新岗位。

假如iPhone在加利福尼亚组装，假设在苹果工厂的周围也出现了供应链，会出现什么情况？工厂确实解决了就业，周围也确实有可能形成繁荣的社区，但美国能否提供上百万的熟练产业工人？苹果公司在支付足够高的薪酬后，还能给股东多少回报？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更重要的是，当三星等竞争对手在全球寻找生产要素的洼地，想方设法降低成本的同时，仅劳动力成本这一项，已经置苹果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会损害苹果公司的竞争力。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工厂将不得不大量采用机器人（在中国，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富士康也在加大采用机器人），这对就业同样没有裨益。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秘书——就曾说过：“即使美国闭关，禁止来自国外的制造业商品，我们仍旧会失去制造业工作，那主要是因为技术。”

新理由：贴近消费者

“美国制造”的黄金时代是在二战结束后，1953年，仅通用汽车一家公司就创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战后的30年中，美国经历了由制造业推动的繁荣。

1975年是个转折点，此后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制造业开始大规模转移，但这之后美国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失业率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可见，产业转移与失业率并没有相关性，美国的经济转型是成功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元气大伤，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最高达到10.10%（2009年10月份），现在是7.5%左右，失业率的元凶是金融危机，而非制造业外迁。

如果说十年前，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生产线，可能更看中的是廉价的生产力，那么现在，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加速，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留在中国，甚至加码中国的理由又多了一条，在一个潜力不断被发掘的市场里，洞悉及贴近消费者是无比重要的。事实上，无数跨国企业也正在这样做。

不妨来看看电视机产业。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诞生在美国，这个产业在辉煌年代曾雇用了很多产业工人，后来生产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接下来是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公司主导了全球彩电格局。

我认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的观点，他在《离岸的美国就业机会》（Offshoring of American Jobs）的书中写道：“现在，在美国制造的电视机的数量为零。这是一种失败吗？不，这是一种成功。”

自大卫·李嘉图时代起，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上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拉坦·弗农提出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随着原材料、人力等生产成本过高，从业人数减少，企业因边际效益递减而无利可图，不愿意追加投资，或陆续停止生产该产品，最终造成资本外流，产业正是由此从高梯度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国家和地区。

跨国公司的成功是托全球经济一体化之福，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如果iPhone只是在加利福尼亚设计与组装，那么无论乔布斯有多么聪明、多么善于营销，产品设计得多么完美，苹果公司绝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功。

（作者为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