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金花总裁吴一坚的创业发家史

世纪金花总裁吴一坚

　 姓名：吴一坚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0年12月
　　公司名称：金花企业集团总裁
　　个人简历
　　1960年12月生于西安，曾在解放军东海舰队服役，先后就读于西安理工大学及华中师范大学，经济管理硕士，经济师。1985年辞职下海，带600元钱只身独闯海南。1992年在海南事业有成，回到故乡西安开发房地产。1993年创办金花房地产有限公司，1995年成立金花企业集团。到2003年，金花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一家涉足投资、开发、制药、商贸、交通、旅游、房地产、酒店及高尔夫等领域，拥有国内及香港两家上市公司，员工4000多名，总资产71亿元(净资产43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集团。

　　荣誉称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青联常委、中国青年科技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理事、陕西省工商联副会长、陕西省青联副主席、西安市工商联副会长、西安市政协常委、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注册资本：8000万
　　总资产：71亿

　　企业情况与业绩
　　金花企业集团是一家涉足投资、开发、制药、商贸、交通、房地产、酒店及高尔夫等领域，拥有国内及香港两家上市公司，员工4000多名，总资产71亿元(净资产43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集团核心企业的金花投资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将投资由最初的房地产开发、建设转向以高科技项目、商贸、实业投资为主的发展方向。目前控股企业有以生物制药为主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档次的商贸零售企业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以旅游交通为主业的金花国际有限公司、西北一流的西安亚健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金花高速公路投资管理中心和五星级的商务酒店金花豪生国际大酒店等数十家企业。2002—2003年金花企业集团先后被地方和国家有关部门评为“陕西省科技产业化重点科技企业”、“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中国重质量讲诚信守规则企业”、“中国诚信单位”、“中国质量服务信誉AAA级企业”。2001年集团总收入18亿元人民币，实现利润1.5亿多元，上缴税金8780万元。

　　我是怎样“发家”的？

　　记者：关于您的“发家”，外界说法很多。

　　吴一坚：其实，做生意也好，搞企业经营也好，起步这个阶段都是循序渐进积累完成的。企业从无到有，财富由少到多，不可能一下就有一桶金。

　　我现在想不起来当初自己怎样完整地赚到了第一笔钱。1983年我从部队退伍，开始做生意是1984年，1985年才正式知道什么是经营，屈指算来，已有18年了。

　　刚开始在广东、上海、海南一带搞家电、服装的经营，是个体户，那时只有一个很朴素的观点：做点生意赚点钱，过点好日子。

　　记者：然后呢？

　　吴一坚：1986年、1987年在海南，那时家电市场非常火爆。有了前几年的积累，经营开始有了规模。

　　记者：从小到大应该有几个阶段吧？

　　吴一坚：这个，现在记不清楚了。把一个小企业做大，这中间的反反复复、起起落落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轨迹，带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你要我做一个划分的话，应该是从财富的尺度来讲——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1年。在这之前，经营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差异性，因为是看到市场上缺什么，就到市场去调或采购这个东西。1987年以后，我主要是经营家用电器的生产、制造，这个阶段把经营相对地固定在某一个行业，而且做到一定规模。这个阶段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初级阶段游击性经营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7年，开始懂得并尝试资本运作了，企业走向成熟。管理层从一个人、几个人，发展到企业有了一个相对健全的班子。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以后到现在，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企业在这个时候有了巨大的飞跃：产业结构也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从相对简单的产业向科技含量较高的方向走，企业的规模、人数、产值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与此同时，企业走向诚信、规范经营，金花股份作为一家公众公司进入了资本市场。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企业不仅走向了正规化，而且按照行业标准进行审核，企业文化的充实完善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成就一个大企业，必须要凝聚很多有能力的人，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记者：您觉得您的每个阶段彼此有哪些不同？

　　吴一坚：这得看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1984年到1991年这个阶段，对市场没有什么认识，还没有想去做一个企业、企业家，那时相对的简单化、现实化。我不管什么情况，能做做一点，我也不管是哪个行业，有机会就去做一点。

　　那时，我非常现实，创业条件也非常简陋。应该说，第一个阶段给人的感觉是既非常盲目、又充满活力。虽然艰辛，但利润空间很大，也非常灵活。

　　到了第二个阶段，不同之处在于人相对地成熟了。一是缘于对市场的认识。同时接触到很多有知识、有财富、有经营阅历的一些老板以及政府官员，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萌发了，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有了成就一番事业的决心。

　　当然，在第二个阶段，我学会了思考，于是也感到了思考的压力，要做什么事，怎样才能做成，社会需要什么，要做多长时间等等。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成就一个人，是要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容才能做到的，还要有一个社会群体和社会环境的支持。

　　我也发现自身存在的缺陷和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事物本身欠缺分析能力。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事业，他的背后需要多么大的支持。我对这种支持力量的认识是相对模糊的，有时决策还很冲动。另外是在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带有简单和不全面性。

　　第三个阶段，就跟目前一样，我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共同推动的事业；另一方面，成就一个大企业，必须要凝聚很多有能力的人，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良好的政治制度是保证是基础，这才知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不容易。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五大”以后，能够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么多人都要富强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于是做事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觉得很多财富应贡献给社会，而不是个人，我们创造的财富应该回馈到社会中去。

　　我现在的财富不是个人的，一旦脱离了“为人民”这个准则，那么财富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从我们来讲，要想报效国家，惟一的途径就是把企业办好，办一个能赚钱和能解决更多就业的大企业，才可能给股东和社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一个篱笆三个桩

　　记者：比较明显的标志或代表是什么？

　　吴一坚：从我本人来讲，这个不同点体现在：人的法制观念、社会责任，以及对整个事业的使命感，逐步加强。

　　记者：在每个阶段都遇到哪些困难和压力？

　　吴一坚：没有太具体的压力。在第一个阶段，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有什么压力。说句难听话，那个时候经商，那么大的世界还能没有我们生存的地方？

　　在第二个阶段，说句心里话，企业做到这么大，我觉得自己在专业上、知识上、社会阅历上特别的匮乏，因此有一种非常想把自己包得很紧的感觉。要做那么多事，带那么多人，从内心感觉自己总是那么小，那么年轻，怕被别人看不起，怕因为决策失误，带来损失以后脸面无光。或者说，自己遇到困难时，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怎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觉得非常尴尬、被动，这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到了第三个阶段，我觉得非常轻松。这是因为：一是经营规范了；二呢，认识到“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自己是“桩”，也是“篱笆”，失之淡然，得之亦淡然，没有负担。

　　这种失落，使我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和周围伙伴发生不一致了，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的伙伴、合作者不再和你同舟共济了？

　　记者：您有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

　　吴一坚：哎呀，这个太多了。倒不是因为失败而刻骨铭心。我觉得，在整个经营和决策过程中，有时候对我刺激最强烈的倒不是失败，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与合作者共同的合作中，因为价值取向不一致，或认识不一样而分手。这种时候，对我的刺激很深，非常强烈。

　　记者：大概有几次？

　　吴一坚：有好几次。不过，经过几次以后，我们更注意机制的调整。现在，我既不管财务，也不管人事，反倒使企业运行非常健康。

　　记者：当时您的心理和感情状态是怎样的？

　　吴一坚：心理上有很大的失落感。这种失落，使我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和周围伙伴发生不一致了，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的伙伴、合作者不再和你同舟共济了？

　　记者：那一阶段，您是怎样挺过来的？

　　吴一坚：靠调整。首先，认识一下我自己做的事对不对；二呢再检查他人，在这些问题上和处理的过程上做得对不对？如果都对，那么这是一种现象，可能原因不在我这。如果有不对的地方，那么要么调整人，或者调整事。

　　记者：挺过来后，感触有如何？

　　吴一坚：更健康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我们不仅仅能紧密合作，而且是近距离合作。到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在一起工作，或没有在一起，但大家都能有效地工作，视野更广阔了。

　　很多人说金花企业集团是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

　　记者：您重新再经历一次，以您现在的经验又会怎么做？

　　吴一坚：现在有很多猎头公司、很多企业看中我们企业的人，希望从我这儿挖一些人去。有许多伙伴们或者高级经理有时说：是不是待遇有问题？你看，我们的员工都被人挖去作经理了！

　　我说，很简单，可以这样想：比如我们的财务人员，如果都被银行挖去作行长了，银行对我们不是更了解了？或者到其他企业去当干部、当领导、当管理者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合作领域就会更广泛。他，可能在我们企业是一个部门经理，职权有限，但他到另一个企业，作为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更广阔，有这样的合作岂不是更密切、更深层次？而且合作的成功机会更多。

　　现在离开我们金花企业集团的部门经理、员工，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在西安当老总的有6个、部门经理的有十多个、高级经理人员也三、四十个。很多人说金花企业集团是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其实，许多离开金花的人更想念金花，而且更为金花着想。这些人把金花的优良品质带走，而且传播下去，其在金花受到的锻炼、经验，在另一个企业得到更多发挥，传播给更有效的群体，这无形中给金花带来了很大的无形资产。

　　可以说，这些人也是金花的财富，因为虽然他已经不在金花企业内部，却为企业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在节假日和离开金花员工的生日，人事部门、办公室都会寄去问候。这些离开金花的员工，他们在商业机会上也首选金花作为合作伙伴。我经常听到有人自豪地说：“我是从金花出来的！”

　　现在在金花的省、市劳动模范、岗位能手、青年企业家有近百人，而且每年都有一批被评选出来。对此，我觉得心情很愉快。造就优秀人才，这也是我们金花值得骄傲的一笔财富。

　　有了事情去找钱，而不是拿着钱去找事情

　　记者：每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些很传奇、很机缘巧合的故事？

　　吴一坚：的确有很多。有人认为是传奇，而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神秘。

　　人生的机会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机会很多，但对机会的把握和认识是很重要的。很多条件的有机结合，就是一种机会。机会没有明显的标志，能够把握很多机会，并使其产生作用、产生效益，这就是机会的价值。我可能比较注意这方面。因此，往往不太可能的事情，我却做成了；往往在不利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有利的因素。别人看上去很神秘，其实很自然。

　　记者：比如说？

　　吴一坚：比如说，我过去搞电视机厂，想建厂，首先就得买地。其实，不一定，我可以去找有土地的合作。当时是，对方出土地，我们建厂，确定双方的合作关系，约定20年后连厂带设备归对方，20年以内利润分成，我们多一些，对方少一些。

　　有了这种条件和基础，我就开始想第二个问题：建厂也需要有钱，建什么厂要找好市场。比如：建电视机厂，八十年代电视机卖得特别火爆，搞这样的产品，市场一定有很多人想买。确定了这样一个思路后，我去找经销商告诉他：我们打算在多长时间内推出这样一个产品，如果认可这种合作，请提前付给我预付款，给你一个优惠价格，使你有利润空间。因此，经销商非常喜欢。这样就有了预付款。此外，还要有过硬的技术。

　　有了土地、有了钱，又有了这样的人才，电视机厂建成后，产品如期交付给经销商，这项工作就完成了。

　　在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中，许多是求人的事情，却一定要变成是被人求的事情，这样成本就很低。

　　第二，我想讲的是：有了事情去找钱，而不是拿着钱去找事情，经营方式上要有正确的思路。

　　对我们来讲，很典型的就是世纪金花购物中心。世纪金花开业那一年(1998年)，被人们议论为中国商界的“倒闭年”，当时市场很疲弱。我们则分析，这是一种市场急需要转型的情况。很简单，一个东西卖不出去，你越是打折卖、促销卖，东西越不值钱，别人越不想买。为什么你不想什么好卖卖是什么呢？我们入市也是如此。

　　及时入市，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效益，更给整个区域经济带来一次强大的冲击，世纪金花带给西安百货业的贡献不亚于一场城市商业革命。

　　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还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高远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责任感，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记者：在您事业的发展中，您认为您成功的个人核心素质是什么？

　　吴一坚：在某些人看来，我可能是成功的，但我自己并没有这样认为。因为，现在竞争平台不一样了，特别是入世以后，地球更小了，我自己更觉得尚未成功。成功只能是相对地讲。

　　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还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高远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责任感，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记者：那您认为：您成功的个人核心素质是领导才能、冒险与胆识、预见性的眼光、思考、执著，还是什么其他的因素？为什么您觉得这些是成功的核心素质？

　　吴一坚：思考更重要，把计划变成策划，把策划变成方案，直到部门分配，然后通过有效的布置、检查，但对于突击性的工作就要执著。这关键是看哪个方面，不是一成不变的。

　　记者：米卢讲“态度决定一切”，您怎么看？

　　吴一坚：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不够彻底，态度可能是一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基础，而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对任何事情，态度决定“干与不干”、为什么干这件事、你想干什么，你正干什么事情。但人家不想干，你的态度就没有用了。

　　记者：您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富有，您觉得快乐吗？

　　吴一坚：你这个问题很片面。富有不一定和快乐划等号，富有不一定快乐。我现在的快乐不一定因为富有，可能我快乐但不是因为我富有。我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

　　做事情如果没有理智，肯定出不了彩

　　记者：您觉得您是否做过很冒险的事情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那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您是如何处理的？结果如何？

　　吴一坚：这个很难界定，关键看哪个方面。我需要理智，当时不处理可能是最好的处理。许多东西需要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